《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内容简介

　　石家庄市所辖区域，是中华大地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之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珍贵的文物、杰出的人物，凝汇成石家庄古代历史的不朽篇章。《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共计90万字，记述了石家庄地区从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公元184

　　0年的历史。

　　石家庄地区远古文化的曙光

　　（3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就沿着古老的绵蔓河谷在西部太行山中渔猎为生。井陉县孙庄乡东元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确认，展示了30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场景。而在平山县沕沕水发现的水帘洞人类文化遗址，证明3万多年前这一带的先民生活在太行山的洞穴之中，以渔猎为生。在井陉县威州镇河西村山洞中发现的另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则揭示了2万年前太行山中人类生活居住的情况。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发现的白佛口文化遗址，是目前全市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平原地区人类遗址，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证明，当时的人类不仅能够建造半地穴式的房舍，而且熟练地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而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则发现了房址、陶窑、灶、墓葬、灰坑等重要遗存，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文物。不仅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众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独树一帜，而且以其珍贵的文物树立起石家庄在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里程碑。

　　商民族祖先的发祥地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770年）

　　商的祖先契，是商汤的十四世祖。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关于契诞生的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因吞食玄鸟（燕子）卵而孕，乃生契。

　　有娀氏是生活在今滹沱河流域的古老部族。在无极、新乐一带，发现过带有“甲戎”“娀”族徽的商代青铜器，或许能为有娀氏生活在这一带提供相关证据。《世本·居篇》记载：“契居蕃，封于商，子姓。”据丁山、邹衡等史学界专家考证认为，契所居住的“蕃”，就是后来的薄吾县即今平山县，蕃吾故址已被黄壁庄水库所淹。这一带北临滹沱河，正好在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区域内。由此可以说：石家庄一带是先商民族的发祥地。

　　在今石家庄市辖区范围内，先后发现30多处商代以及先商文化遗址，出土或征集到大批商文化器物，证明从先商到商王朝建立之后，这一地区一直是商族人聚居地。现代考古学研究也可以说明，今石家庄一带，从4000年前的先商文化遗址到3500多年前商朝贵族遗址，商民族文化源流衔接、一脉相承，考古学上进一步证明：石家庄就是先商文化发祥之区。

　　春秋战国时期独特的鲜虞、中山文化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0年）

　　春秋战国时期，是石家庄市范围内诸侯文化具有独特风韵的历史时期。

　　春秋时期，在今石家庄市范围形成了北部鲜虞部落联盟与南部晋国对峙的格局。北部地区，以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为中心，形成了鲜虞部落联盟控制的滹沱河沿岸少数民族的方国。而南部则是晋国诸侯控制的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栾邑（今栾城县西南）、棘蒲等城邑。

　　春秋末到战国中后期，石家庄市辖区范围成为中山国的腹心地区。在诸侯纷争的时代，中山国曾先后被晋国、魏国等诸侯所灭，历经兴衰，在中山桓公时期复国成功，建都灵寿（今平山市三汲），励精图治，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其疆界北跨恒岳(今河北省阜平县大茂山)，南临泜水，东越漳水，西跨太行。

　　从今石家庄市辖区内发现的一系列战国中山国文化遗址来看，在中山国最辉煌的80年中，中山人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多项世界文化之最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篇章。

　　刻立于公元前4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目前保存年代最久远的一块碑刻，堪称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采用错金银技术，在铜板上精确地利用比例尺描绘出中山王墓建筑物的平面，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国先进的金属镌刻技术，展示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秦汉时期恒山郡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成就

　　（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今石家庄市辖区，秦汉时期主要属恒山郡（国）辖域，北部属于中山国，东部属于钜鹿郡辖区。

　　在井陉古道上，行驶过装载秦始皇腐尸的辒辌车；太行山中的绵河水畔，留下了韩信“背水之战”、以少胜多的不朽战例；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东垣古城遗址上，奔驰过汉高帝刘邦亲征叛军的金戈铁马；在常山国故城（今元氏县故城村），西汉历史上杰出的爱国外交家张骞曾在暮年奉旨到此，监察常山国嗣王刘勃的不轨行为。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王郎赶刘秀”的一处处战场。在真定故城的真定王宫内，刘秀纳真定王刘杨的甥女藁城（今藁城市丘头）郭胜通为妾，与真定王结盟联姻，最终战胜邯郸王郎，在鄗登基称帝。

　　在封龙山麓，留下了东汉常山国祭祀名山的一系列重要碑刻。元氏县保留下来的东汉碑刻共有7通，包括《封龙山之颂碑》、《白石神君碑》、《三公山神碑》、《祀三公山碑》、《无极山碑》等。如此多的汉代碑刻，荟萃于一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秦汉时期，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了平定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真定人），在祖国统一史上写下了煌煌篇章；在刘秀巡狩河北、建立东汉的艰难征程上，宋子人耿纯与邳彤等河北名将辅佐刘秀，收降真定王刘杨，平灭王郎，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东汉开国元勋。妇孺皆知的三国名将、真定人赵云，更为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记忆。

　　魏晋北朝时期常山郡的动荡与民族融合

　　（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魏晋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的时期。300多年南北东西的分裂，在河北中部的石家庄市一带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创伤。魏晋时期，常山郡治所从元氏（今元氏县故城村）迁于真定（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赵郡治于房子（今高邑县西南），从此，真定和房子成为河北中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政治内讧，导致了司马氏政权的衰败，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入主中原，纷纷建立政权，进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今石家庄市一带，先后经历了后赵、冉魏、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的统治。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河北中部诸州境内民族杂居，匈奴、鲜卑段氏、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羯、氐、羌等2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河北。

　　东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常山郡及其附近的封龙山一带，是当时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在北魏孝文帝时，封龙山创建了帝王赐额的堰角寺。著名的正定净观寺（隋改解慧寺，唐改开元寺）和城东临济村临济寺皆建于东魏兴和二年。

　　隋唐五代时期恒赵诸州的兴衰

　　（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经历了479年。盛唐时期，恒赵地区桑麻繁盛，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和丝纺织品产地。

　　“安史之乱”中，在国难当头、朝廷危亡的关键时刻，常山太守颜杲卿在真定首举义旗，抗击叛军。最后，常山城被叛军攻破，颜杲卿在子孙被杀、家人受辱的情况下，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隋唐时期恒（镇）、赵二州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宗教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篇章。恒、赵二州创造了许多佛教建筑精品。现存于正定古城的开元寺钟楼和须弥塔，广惠寺华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及郊区上京毗卢寺等著名宗教建筑，均始建于唐代。被誉为石雕瑰宝的赞皇治平寺石塔，创建于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雕刻精湛，造形华丽，代表了盛唐石雕艺术的杰出成就。

　　石家庄一带隋唐时期最为光辉的历史成就之一当推赵州安济桥，它是世界公认的大型敞肩式石拱桥的鼻祖，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宋金元时期真定府的科学文化成就

　　（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

　　北宋时期，真定成为河北西路的首府，确立了河北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韩琦、欧阳修、沈括等名宦贤臣先后到河北主政，都在真定府留下足迹。

　　在北宋建筑科学技术史上，真定隆兴寺大悲阁(又名佛香阁)以其高33米、五檐三层的雄伟气势和宏大规模，在北宋楼阁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存于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的铜铸大悲菩萨全身站像，高21米多，是我国现存最高的铜铸立身佛教造像。

　　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真定成为元曲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和重要的创作演出基地之一，出现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他的《墙头马上》与《西厢记》、《拜月亭》、《倩子离魂》合称元杂剧四大爱情剧。

　　明清时期真定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

　　明朝是一个延续276年的朝代，真定府及其所属州县（今石家庄市境内），经历了明初北征的战争，朱元璋设立卫所军屯的建置。建文年间，这里成为“靖难之役”最为惨烈的战场。

　　卫所军屯制是明朝主要的兵制。大批卫所军屯将士和军丁从全国各地汇聚真定，长期驻守真定府境内，对石家庄一带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城垣建设、村落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艺术创作领域，最值得推崇的艺术成就当数上京毗卢寺的壁画。这些壁画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古代壁画的传统技法，在构图、线描、用色和人物造形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选材上，合儒、释、道三教内容于一壁，集中国宗教壁画艺术之大成，在中国古代美术史和宗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0万年的人类足迹，5000年中华文明的余韵，给石家庄留下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珍视并科学利用这笔厚重的文化遗产，正是提高石家庄人文化自信、培植文化认同、促进文化复兴的可贵资源，也是展示这一区域文化特质的重要文化资本。